从战国到西汉,长达百年的儒法合流:最终演变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

时间:2019-05-22 23:15:46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儒家和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中最为鼎盛的两大派别,也是分歧最大的两个派别。儒家的思想总体比较偏于保守,不利于战国列强的改革奋进。而法家思想主张顺应潮流,变法图强,但是忽视了民生和文化建设,缺乏道德感化力。两大派别的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从战国后期开始,儒法两派就开始相互吸收对方的精华。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西汉前期,最终形成了“儒法合流”的大一统思想。

一,战国时代:从相互对立到相互吸收

儒家思想产生于礼仪之邦的鲁国,在治国方面主张维护周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反对进行了社会变革。法家产生于公室荡尽的三晋之地,他们主张废除贵族政治特权,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法治。两派思想截然不同,势如水火。法家想要推动改革,就必须在思想上否定复古、传统的陈旧观念。法家学派的代表人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期间就禁止儒家思想的传播,将儒家的礼乐、仁义、诚信、孝悌等称之为“六虱”,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政策。

虽然两派相争不止,但是两派的相互借鉴早就开始了。例如在魏文侯师事儒门子弟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重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等为将,开辟了“内儒外法”的先河。魏国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李悝是子夏的弟子,成为相国后推行变法,使得魏国走向强盛。李悝变法给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提供了借鉴的蓝本。从李悝变法可以看出,在魏国,儒家和法家思想有了初步的相互学习或者吸收,甚至融合。但魏文侯去世后,魏国的人才政策发生改变,中断了初期的儒法合流。

魏文侯礼贤下士

魏国衰落后,战国时代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了齐国。齐国有泱泱大国之范,在经济上实行了农商并重的政策,在文化上也实行了兼收并蓄的措施。齐威王为“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在齐国临淄建立了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建立后很快成为了百家争鸣的舞台,诸子各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此进行辩论、诘难、著作。在这个过程中,百家思想也相互吸收。最终稷下学宫的学术家门编著出了《管子》,这本书以黄老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儒家的思想,成为了百家融合的杰出代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也同样以黄老思想为主,兼收百家思想的巨著。

稷下学宫

战国后期,百家思想的融合加快了。以儒学大师荀子为例,他曾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对法家思想了解也较多,也曾西游秦国,对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称赞有加。因此,荀子大规模吸收法家思想,推动儒学的创新。他吸收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结合儒家礼治思想,提出了“礼法并用”;吸收法家的“霸道”,结合儒家的仁政王道,提出“王霸兼用”;吸收法家的性恶论,结合儒家性善论,提出了性伪论……荀子对儒学的创新开创了新儒学的先河,汉朝儒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秦朝到汉初:官方和民间儒法融合探索

秦朝建立后,为统一治国理念,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将法家思想封为基本治国准则。为了巩固法家思想的地位,秦始皇不惜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然而法家思想“严而少恩”,难以缓解社会矛盾。因此秦始皇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儒家思想来加强民间道德建设。如秦始皇在齐鲁招揽大量的博士,以供顾问,这些博士中大部分是儒生;秦始皇巡游天下,刻石无数,除了宣扬自己的功勋以外,也十分重视端正地方的礼仪教化。秦朝竹简《为吏之道》中也充满了宽容忠信、善度民力、慈爱万姓等儒家的道德训导。

“以此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

秦始皇

西汉初期,为了恢复经济,汉初几代皇帝都将黄老思想奉为治国思想,推行修养生息的政策。但是儒家思想也已经开始悄然登上了政治舞台。刘邦称帝后,叔孙通召集鲁国儒生三十余人,制定了新的礼仪制度。这套礼仪制度以周代礼仪为基础,借鉴了秦朝朝礼,成为历代礼仪制度的典范。叔孙通制定礼仪得到了后代的高度评价,司马迁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司马迁肯定了叔孙通对礼仪改造的肯定,并尊为汉儒之宗。

叔孙通制礼

在民间,儒学家们开始积极主动地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推动儒学的进步陆贾是西汉第一位提倡儒学治国的思想家,他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的综合思想。贾谊写下了《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政治议论文,主张以秦为鉴,施行仁义,“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同时他又吸收了法家的重农抑商、权势法制,并针对当时的诸侯问题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成为汉代削弱诸侯的指导思想。

“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贾谊

贾谊

三,儒法合流的完成——内儒外法

儒法合流的最终完成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继位时,窦太后掌权,地方诸侯依然具有一定的势力,边患也日益严重。汉武帝力图改变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局面。由于汉武帝从小受到儒家教育,窦婴田蚡等大臣都倾向儒学,因此推行儒学已经是大势所趋。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此举遭到了窦太后的反对,儒生辕固生被杀,罢黜百家暂时告一段落。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学开始成为官方思想。第二年,窦太后去世,“罢黜百家”得以实现。

汉武帝

此时,儒家吸收百家思想改造儒学已经基本完成,新儒学诞生,其代表为董仲舒。董仲舒吸收了法家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等观念,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君权神授”;又结合阴阳学派的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理论,并将儒家的纲常总结为“三纲五常”。董仲舒完成了自荀子以来的儒法思想大综合。公元前134年,他在《天人三策》《举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阐释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推崇。

董仲舒

随后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主张实行了“独尊儒术”,建立太学“养天下之士”,行封禅之礼,进行太初改制,建立年号以鼓吹儒家天命观。在选官方面实行察举制,以儒家的孝廉作为选官依据。在地方建立学校体系,教育的教材为“五经”。这一些列的改革标志着儒学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思想。随着这一系列制度的推行,儒家思想渗透到了帝国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代太学和独尊儒术

这里的成为正统的儒学并非是先秦孔孟之学,而是儒法合流后的新儒学。新儒学成为了正统,其他学派并没有完全遭到摒弃。汉武帝身边人才济济,有信仰道家的司马谈,刘德,有法家酷吏张汤、公孙弘等。汉武帝尤其注重法家思想,在很多人看来儒学只是帝国的辅助和装饰,法家才是其内在。“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人们将这种治国理念称为“内儒外法”,这一理念成为了汉朝的治国基本理念。汉宣帝曾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代之后,法家作为一个单独的学派便走向了消失,其主要原因在于儒法合流的形成,使得法家思想和儒家趋同;另外独尊儒术的推行实行天下文人基本都成为了“儒生”。儒法合流是学术的一次大综合,也是大一统时代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儒法合流给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儒学得以复兴。兼容并蓄,众采百家之长成为了儒学在历史长河中保持生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