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黄金十年”:都市舞厅纸醉金迷,农村里却饿殍遍野

时间:2021-01-08 10:58:37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黄金十年”这个概念最早由是驻华美军指挥官、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国民党的好朋友魏德迈提出的,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

“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后被台湾史学界广泛应用,强行为党国找回一点面子。

客观地来说,这十年的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完成国家统一,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政治上有了凝聚力。在法治上制定“六法全书”。

经济发展中开天辟地地收回关税主权、创建中央金融机构、白银外流后实施币制改革等措施,到1936年财政终于实现了正常运转。

十年间中国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初现端倪。甚至上海也成长为了国际大都市。然而民国只有一个上海,却有无数的农村。

中国近代工业

民国建国伊始,国民政府发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保护耕田人的利益。后又提出“复兴农村”口号,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农业结构,国民政府高层担任领导。

帮扶农村经济,减免一些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加征关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兴修水利工程。进行技术改革,引进美国棉花种子。南京政府在扶持农业、保护佃农方面确实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收效甚微。

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经历过工业化进程,但中国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比例高达80%,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

如此落后的经济形态,对天灾的抵抗能力几乎为零1928—1930西北华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天气有所缓和时,灾民已经没有了种子,使得灾情愈演愈烈,十室九空,田野荒芜、死亡逃绝,易子而食均为当时真实写照,这场饥荒夺走500万人的生命。

1931年长江大洪水,淹在水里的土地达65,000平方英里土地,轻受灾也有5000平方英里,受灾总面积比英国全境还要大,横流浸淫、庐舍荡然,几百万人流亡各地。

人祸的积累终会降低抵抗天灾的能力,长期战乱,加上政府的不作为,水利设施不仅没有得到更新,反而毁坏了部分,使得旱灾无法引水抗旱,洪灾无法开闸泄洪,两大灾荒的接踵而至,使中国的农业经济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如果天灾使得中国农业经济遭到了巨大打击,那么人祸就使得农业经济走向崩溃。

民国初期,南京政府也想将国家权力竭力深入乡村和乡村基层行政化、官僚化。可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战乱不断,工业不发达的农业国家,没有能力维持庞大基层组织的能力,便只能折中。

南京政府选取地方乡绅,进行培训,学习“三民主义”然后让他们成为乡村的实际管理者。国民政府期望他们在转换意识形态后认同国民政府,共同朝推进国家现代化而努力。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乡绅靠压榨农民,维持自己富裕的生活,这种模式已经根深蒂固,国民政府想要通过短短的培训就让他们进行转变,根本不可能。培训完成后,对这些乡绅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披着合法的外衣继续压榨农民。

所得钱财,再用来贿赂上级管理者。整个基层管理者均为一己之私,贪污腐败,无所不为。国民政府没有相应的制约手段,同时他们还要得到地方乡绅的支持,索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民国时期的官员

闻钧天就曾说道:“所谓地方事业,不操之于官,即操之于绅;等而又下之,又操之于棍痞。生杀欺夺,民之所能自存者几希,民之所能自主者几希,民之所能以自致其治者亦几希矣。”

基层管理者上欺下,为的都是自身利益。连接国民政府与基层的桥梁被这些人把持,于是国民党政权进行社会整合、推动乡村政治经济改良的各种措施,均受制于这一阶层,有损于他们利益的改革之举均无法推行,再完善的政策设计也是无济于事。

农村受灾时,许多地区的农田被豪强收购,丰年佃户无地可种,又得借款用高价租回原来的田地耕种,可谓被剥削到了极致。

在这种情况下,说乡村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下一点都不为过。

拿乌县来举例,1933-1934年期间,大地主(收租500石以上)占0.045%、中地主(200-500石)0.4%、小地(200石以下)占3%、富农(有余钱)占4%、中农(够吃喝)18.255%、贫农(不够吃且欠债)70%、手工工人3%、游民1%、雇农0.3%。

地方乡绅,豪强以及官僚的剥削,使得7成以上的农民生活在炼狱当中。

此时的中国,土地里种的不都是粮食,军阀为了烟土税逼迫农民种植罂粟。烟草、蚕丝等经济作物中国是原料供应地,没有定价权,被资本主义国家已近乎白拿的方式买走,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资本主义市场大萧条的来临恰好遇到中国天灾

1931年湖北棉田遭水灾后减产,只有1930年的37.4%,全国棉产量也下降了27.36%。而同年,美国为应对大萧条对华倾销廉价棉,使得国内的棉花市场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不仅是棉花,外国剩余的农产品皆向中国倾销而来,中国的农产品市场遭到了重创,打击了没有受到灾祸的地区。1931年农产品价格指数为100,到1936年已经变成了60。中国农民再遭重创。

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化

许多学者认同“黄金十年”这个概念无非是工商业的发展,事实上也就是表面好看罢了。

国民政府对农业的重视远远没有对工业重视的程度高,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有点本末倒置了,中国对外没有殖民地,无法掠夺原材料,同时自身为殖民地,原材料还要外流,还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就使得看似发展的工商业成为无根之萍,根本没有抵抗风险的能力。

灾荒之下,农民歉收,购买力降低,政府横征暴敛,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轻工业开始凋敝,1934年的上海,各部门的工业开工率及其 地下 ,最高额为纺织业75%,最低的生丝业仅仅只有20%。

丝业工人变成无救的饿殍,丝厂沦为废墟。上海的工业尚且如此,全国各地的状况只会更差。

而重工业,十年里不仅没有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钢产量甚至不如晚清。这十年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破产,低价出售技术,设备的时间,奈何人不给力。

1927年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会议提案建设中央钢铁厂,蒋介石尤为重视,曾让宋子文等人负责此事,由于各方利益始终无法谈拢,各方前后推诿七年,连个钢厂的地基都没建成。

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密不可分,农业为工业提供基本的发展保障,而工业成长后反哺农业,为农业制造生产工具,助力农业发展。可这十年,吸农业的血哺育轻工业,结果仍然发育不良,生产的产品均流向城市,无法反哺农村,使得农业的发展越来越滞后。

国民政府时期的工厂

在大萧条后期,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采购白银。从1934年7月至10月中旬,仅3个半月时间,出口白云达2亿元之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

国民政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初期的货币政策也是有些效果,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白银的流通,然而后期,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军费,便大量印刷法币,法币发行量急剧上升,最大面额高达六十亿元。

法币

直接演化成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间接掠夺了大量国民财富。农民手里的银不见了,手里的钱不值钱了,一捆六十亿的法币竟然买不到一斤米面,整个中国的经济彻底崩溃。对于此刻中国农民来说就是被笼罩在暗无天日的国家内。

中国乡村崩溃,中国上海却是远东第一大都市,舞厅内纸醉金迷,农村里饿殍遍野,我们不妨在看一下魏德迈提出的这一句话“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

没错这十年是英美、各国侨民以及“四大家族”的十年,他们生活在大都市内,他们生活奢靡。

但这不是中国农村的黄金十年,这十年农村崩溃,城乡畸形,这十年他们的苦难难以诉说,农村的这十年才是真实的“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