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与恭亲王:两位大清王爷的“你死我活”

时间:2020-08-26 14:42:47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咸丰五年(1855年),咸丰皇帝经年累月所积攒的对恭亲王的不满情绪,随着同为咸丰养母和恭王生母的康慈皇贵太妃去世,以及奕 擅自传旨尊太妃为皇太后两件事,彻底地爆发了出来。

在康慈皇太后入土后,咸丰发了一道上谕,严斥了这个不懂事的弟弟。

“恭亲王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着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着开缺;并毋庸恭理丧仪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必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副朕成全之至意。”

所谓的“礼仪疏略”,只是台面上的说辞。咸丰真正想说的,在谕旨的最后一句——“必自知敬慎”。言下之意,乃恭王胡作非为,对上不敬、处事不慎,因此让他回去好好反省。

对咸丰而言,奕訢挟持自己封其母为后,说轻了是恃宠而骄,往重了说便是图谋不轨。咸丰顾念旧情,给奕訢留了情面,仍保留恭亲王的爵位,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但惩罚也很重,罢免军机之职,等于剥夺了他参与政务的权力。

王闿 运在《祺祥故事》中记载,“(上)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咸丰与这个六弟的情分,本来是与众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由一个母亲抚育成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人年龄相仿,从小就玩得来的缘故。跟早早过继惇亲王的皇五子奕誴,以及年岁差距较大的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詒、皇九子奕譓相比,奕訢是与咸丰最亲近的一个弟弟。但经历此事后,咸丰对待奕訢,便与对待其他弟弟没什么两样了。

又或更甚,咸丰对其他异母弟,尚能以怀柔待之,而对曾经与自己如此亲密的奕訢,物极必反,剩下的只有猜疑和顾忌。

皇帝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却高处不胜寒。咸丰并非天生习惯孤寡,在过去,他视康慈皇贵太妃和恭亲王为至亲,而如今遭遇两人相继“背叛”,一下子失去了可以亲近信用的人。在这种时候,有人趁虚而入,取恭亲王之位而代之,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先说说前面一直提到的《祺祥故事》,它的作者王闿运是何方神圣,能知道如此详细的宫闱秘闻?

王闿运,字壬秋,室名湘绮楼,号湘绮先生。王闿运经史诗文无一不通,尤其自鸣得意其“帝王之学”,座下弟子有“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以及后来的杨度、齐白石等,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大名士。

在咸丰年间,王闿运被户部尚书肃顺所延揽,聘为家庭教师。

“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谘而后行。”

上面这句话,出自《清史稿》儒林列传。据此看来,王闿运并非只是一名普通教读,而是为肃顺出谋划策的幕僚心腹,备受其重用。因此王闿运熟悉的种种皇家秘史,即是肃顺所告知。

这位肃顺,乃咸丰后期炙手可热的权臣,咸丰遗命中“顾命八大臣”的灵魂人物。肃顺原是爱新觉罗宗室,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的嫡系,到他这一代时,郑亲王的爵位被嫡长兄端华所继承,肃顺在家中排行老六,依制被封为三等辅国将军。

清朝的“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位分极高,因此除帝胤的亲王外,铁帽子王最受皇帝所亲。正因这层关系,通过哥哥郑亲王端华的引荐,肃顺才得以与咸丰产生交集。

初次见面时,肃顺向皇帝提出“严禁令、重法纪、锄奸 ”的治国理念,与咸丰廓清道光三十年来吏治腐败这一痼疾的意图不谋而合,让咸丰对肃顺另眼相看。

《清史稿》肃顺的本传记载:

“文宗即位,(肃顺)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以其敢任事,渐乡用。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礼部、户部。”

由于肃顺善于逢迎皇帝,办事则不仅老练周到,而且还非常有胆识,“敢任事”,有作为,不像道光朝留下来那一大帮只会每天打卡上班领皇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庸碌之辈。相处日久,比起表面职务上的升迁,更重要的是咸丰不论在政务上和感情上,都对肃顺愈加倚重和信任。因此恭亲王奕訢被贬抑后,肃老六实际上已经成功代替恭老六,成为了天子身边的第一近臣。

肃顺后来在“辛酉政变”这场政治斗争中落败,导致他的缺点和过失被政敌们无限放大,称其骄横、跋扈、揽权,而所取得的功绩则被掩盖和忽略。实际上,肃顺称得上是一位能人,而他之所以在仕途上一路青云,最后却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和他本人性格有很大关系。总的来说,肃顺是一个格局大,能力强,但野心也很重的人。

所谓格局大,肃顺虽为满人,而且是爱新觉罗皇族,但他并不拘泥于满汉的门户之分。且恰恰相反,肃顺认为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 的满人不足恃,必须依靠有能力的汉人来挽救大清江山。而在汉人当中,“肃顺推服楚贤”,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湖南人,都为肃顺所保举和重用。“平时与座客谈论,(肃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陷江南大营,以致人心惶惶,时人皆谓不出曾国藩不足以安天下。当时咸丰皇帝担心以大事托付曾国藩,会让汉人操持权柄,对朝廷构成威胁。后来是在肃顺的坚持和保荐下,咸丰才重新启用在家守制的曾国藩,以其出任两江总督,稳住了东南战局。

而对左宗棠,肃顺更是称得上对其有再造之恩。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据说因永州镇总兵樊燮对其无礼,两人产生了矛盾,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骆秉章上疏劾罢樊燮官职,而樊燮则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反咬一口,要拉左宗棠垫背。这件事上达天听后,咸丰降旨要求彻查此事,“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事态一下就严重了。

左宗棠当时虽只是骆秉章的一个师爷,但实际上当时湖南一省的军令政务,皆出左宗棠之手。肃顺深知左宗棠是个人才,不能因此丢了性命,因此当咸丰问及他的意见时,肃顺尽力回护。

“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其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

咸丰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官文见皇帝要他“酌情办理”,立马知道了上边的意图,便没有为难左宗棠。若非肃顺居中调停,或许左宗棠此刻便脑袋搬家,也就遑论后来大张挞伐,收复新疆的壮举伟业了。因此甚至可以说,后来同光时期中兴名臣的大半个队伍,都是肃顺这几年给拉起来的。

所谓能力强,肃顺并不只是在咸丰面前磨磨嘴皮子,他是那种雷厉风行、杀伐果决,能干大事、办实事的人。咸丰八年(1858年)到咸丰九年(1859年)之间,肃顺历任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时,就以“严禁令、重法纪、锄奸 ”这九字纲领,分别办理了“戊午科场案”和“户部宝钞案”两个大案。

在戊午科场案中,最初是御史举报,当年的北 (顺天府乡试)中存在贿考舞弊,调换试卷之事。旗人平龄是个游手好闲,爱唱京剧的富家子弟。在考试期间,平龄还在外面唱戏,发榜后却高中第七名,以致物议沸腾。彻查之下,贿考中榜者竟有50人之多,这其实也是道光一朝官员因循, 闱风 日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此案牵连出的最高层,为主考官柏 。柏葰官居文渊阁大学士,是内阁一品大员。在科场案中,柏葰疏于失察,本罪不至死,咸丰本意也是宽宥其罪。但肃顺认为乱世应用重典,非杀柏葰不足以改变科场舞弊的不良风气。最终在肃顺的坚持下,咸丰下旨判柏 斩首。

《清史稿》柏葰传中评论道:

“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弊窦复滋,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实文宗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

此处所谓“文宗用重典”,其背后实际上是肃顺所推动。到后来肃顺任户部尚书,查办宝钞案时,也是对其中官商勾结、贪污贿赂的行为穷追彻查,一举扳倒了曾经管理户部,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的翁心存。肃顺的这一系列动作,让贪官污吏为之颤栗,使晚清官场对贪腐习以为常的污浊政治生态随之焕然一新。

肃顺的“重典”,在扫清官场积弊的同时,也得罪了不少贵族官僚。舆论指责其滥杀重臣,专权跋扈,杀 柏葰 、问罪翁心存,其实是为了排除异己,独揽大权。此类评论,大多都是利益受损的官员们的怨言。就连后来咸丰北狩热河,肃顺因物资紧张,裁减六宫费用,都被慈禧所记恨。可见只要进行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自然也免不了受到一些苛责。

然而,要说肃顺完全是公忠体国,毫无私心,也不尽然。翦除柏 和翁心存,事实上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肃顺组成的铁三角扫清了障碍,而肃顺作为这个铁三角的核心,自然能圣眷日隆。而将肃顺野心展露无遗的,是他对待恭亲王的态度。

自咸丰五年以后,恭六退而肃六进,而且恭亲王犯下“礼仪疏略”之过时,肃顺正好任礼部侍郎。肃顺心里明白,自己是踩着恭亲王的肩膀上位的。万一咸丰顾念旧情,重新重用恭亲王,那么疏不间亲,肃顺势必要屈居恭王之下,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肃顺只有不遗余力地排挤恭亲王,才能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权位。在咸丰末年,皇帝对肃顺几乎言听计从,因此,咸丰对恭亲王的态度,基本代表了肃顺的态度——不是“敬而远之”,而是“用而远之”。

“用”,是因为不得不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仍然胶着,北方又遭进犯。咸丰七年(1857年),洋人启衅于天津大沽口,咸丰复授恭亲王都统一职,咸丰九年(1859年),再授内大臣,协助办理洋务。而“远”,则是咸丰一直对恭亲王刻意保持着距离。

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打响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最初派怡亲王载垣和尚书穆荫前往议和,不料载垣以议和为诱饵,拘禁对方使者巴夏礼等39人,其中20人在狱中死亡,激怒了英法联军,致其大举进犯京师。咸丰带着肃顺等人以“木兰秋狝”、“北狩”为名逃亡热河,却把恭亲王留在北京与洋人谈判。

与洋人们议和,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若谈判破裂,便是有负天子重托;而若和议谈成,又必然是城下之盟,落得个卖国贼的骂名。肃顺近在天子之侧,可以狐假虎威发号施令;而恭亲王独守京城,与咸丰相隔数百里之遥,不得见面,更易遭到猜忌。

当时群臣反对咸丰北狩的联章中,有这样一条理由。

“若使乘舆一动,则大事涣散,夷人借口安民,必至立一人以主中国,若契丹之立石 敬瑭 ,金人之立张邦昌,则二百余年祖宗经营缔造之天下,一旦授之他人,先帝托付之谓何?皇上何以对列圣在天之灵乎?”

夷人要立的这个“儿皇帝”还能是谁?大家心中有数。因此咸丰一旦北狩,恭亲王不仅身负千斤重担,而且还居于疑谤之地。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记载的一则故事,证明这种忧虑也并非空穴来风。

“文宗北狩,已得疾,内外惶悚。英人欲拥立恭亲王奕訢,如契丹待石晋故事,恐廷臣异议,未敢轻发。合约成,大宴夷酋于礼部,英法皆以兵往,议尊恭王绝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以 人情向背。”

而在后来《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流连于热河行宫,纵情声色,以致病体日衰,不愿回銮。而在肃顺阻隔之下,咸丰也不准恭亲王到热河探视,一直到死,两兄弟都没有再见上一面。由于无法面谈,咸丰失去了与恭亲王彼此释怀的机会,反而对他疑虑更深。成天围在身边献忠心的,只有肃顺以及载垣、端华等人。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行宫驾崩,临终前留下遗诏:

“召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宣谕立为皇太子。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政务。”

咸丰在遗诏中指定的“赞襄政务顾命八大臣”里,有七人是肃顺一党,外加一个惯当老好人的额驸景寿,并且将宗室中与咸丰最亲的恭亲王奕訢踢出顾命之列。两位“六爷”历经多年的明争暗斗,最终是由肃老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幼主新立,两宫无能,帝胤失势。从此以后,朝廷便是我们的天下了——肃顺为咸丰“承写朱谕”完成后,内心里或许这样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