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为何有着逆反心理?与张居正的教育密不可分,难怪被清算

时间:2020-11-21 09:23:24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一、战战兢兢

明代中期后皇帝一个比一个任性骄纵,从明武宗朱厚照到明世宗、明穆宗,无不因纵欲、服食丹药以至中毒最终殒命。明世宗嘉靖皇帝殷鉴不远,他的继位三子朱载垕除了不吃丹药外,在纵情声色方面较之前有过之无不及。即位后立即传示不朝,不召见大臣。在广修豪华宫苑、大肆玩乐折腾6年后,就黯然死去。

大明王朝剧照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新旧交替之时,宫闱总是充满血雨腥风。此刻,张居正为了一举夺取内阁首辅高拱权力,他联合司礼监太监冯保,密陈高拱数罪,取得陈太后和神宗母亲李贵妃同意后,下发皇帝圣旨、太后懿旨、贵妃令旨:“今高拱擅政,专制朝廷,我母子惊惧不宁,高拱即回籍闲住,不得迟留。”(《国榷》卷六十八)小皇帝神宗即位刚7天,白发苍苍的高拱即在权力斗争中,黯然离场。

内阁经过斗争后,张居正终于浮出水面,取得了内阁绝对权力地位。就这样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神宗生母为“慈圣皇太后”。神宗是为万历皇帝,在内任用冯保,而朝中大权都交给张居正。在小皇帝的成长世界里,张居正、冯保成了影响他人生的重要伙伴,张居正除了主持内阁工作,同时承担起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而冯保这个司礼监的负责人成了小皇帝的“大伴儿”。

冯保影视形象

10岁的孩子,一切都要仰赖张居正的辅佐。张居正身材高大,长须及胸。这个孩子十分聪明,知道眼前这个“长胡子老头”的厉害和重要。总是很谦卑地称他为“先生”或“张先生”,在下御札时,也不多提其名,只写“谕元辅”。在两宫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在小皇帝的配合下,张居正将明代改革推向了历史最高水平,影响极其深远。这个小皇帝秉性善良,情商极高。张居正负责皇帝经筵,有一天,讲完经史后,小皇帝忽然问起:“建文帝果是出逃了吗?”张居正回答说:“国史没有记载,只是故老相传,说他披着僧服云游四方,在田州题诗一首,其中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小皇帝连连叹息,命抄录诗句送上。张居正说:“此亡国事,不足观也,请录《皇陵碑》及高祖《御制集》以上,见创业之艰,圣谟之盛。”小皇帝肯定深深为建文帝的遭遇而感到忧伤,尤其是建文帝“流落江湖”,为之叹息不已,善良的天性让他多次遥想那些离奇而又忧伤的故事。

张居正影视形象

张居正对神宗皇帝的教育极其严厉,一次神宗读《论语》,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其声如雷鸣,这一突然的训教,让神宗“悚然而惊”,在场的同僚们无不大惊失色(《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慈圣皇太后为配合张居正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训导,“常常守着看管”,“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神宗对张居正内心极为忌惮,慈圣皇太后动不动谴责神宗说:“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张文忠公全集》)所有的这些外围压力给这个10多岁的孩子强大震慑,他没有了安全感,整天战战兢兢,这样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体悟得更深刻。不仅如此,两宫皇太后对司礼监冯保十分倚重,神宗大婚之前,慈圣皇太后特别要求冯保,要他“万分留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冯保当然唯命是从,寸步不离地看管这个小皇帝。《明史·冯保传》讲了这样一段故事:“慈圣皇太后遇帝严。(冯)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

冯保与皇太后影视形象

就在勤政的前两年,万历八年(1580年)的某天,神宗在乾清宫执事太监孙海、客用的诱导下,酗酒闹事,一时宫内大乱。第二天冯保将此事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太后第一反应极其强烈,怒气冲冲地扬言:“欲召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将废神宗,另立他弟弟潞王为帝。神宗顿时吓得跪在地上哭泣多时,以示忏悔,皇太后才肯宽恕。”(《万历邸钞》,万历八年庚辰卷)

结果,按照冯保、张居正的意思,降黜了神宗身边一大批亲信太监,由此神宗对冯保的关系由信赖、畏惧转为怀疑、怨恨。而冯保仗着皇太后的势力,对神宗有恃无恐,为将来的下场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这年,18岁的神宗已经成年,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结束。对此张居正是矛盾的,他害怕别人议论他把持朝政,自己完全知道“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便于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祈休”请求,意在归政。尽管对权力的贪恋就像鸦片中毒,但作为通读历史典籍教训的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前功尽弃,中途翻车。他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表达了一种隐忧:“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张居正想到权臣霍光、宇文护强势操控政局的下场,不免有了恐慌情绪,《汉书·霍光传》里“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与骖乘”几个赫然大字让张居正的心里一阵颤抖。

万历皇帝画像

虽然神宗皇帝多次对张居正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这话如果反过来想,真是“不同凡想”。

张居正在两年前就给神宗递交了《乞归葬疏》,神宗毕竟16岁了,遂示以“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张居正再次祈求后,神宗遂说:“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这句话倒也是事实,所谓的“万历新政”无非是“张居正新政”,帝国的所有工具都掌握在张居正一人手里,情商及自尊心极高的神宗心里必定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只不过他懂得隐忍的妙处。临行前,张居正上奏说:“大婚之后,应该要有节制,要爱护保养身体,留心于庶务万机。”说完伏地哭泣,明神宗也为之哽咽得说不出话。与此同时,神宗告诫次辅吕调阳等人说:“有大事不得擅自独断,应疾驰驿送江陵听从张先生处理。”权力的使用至此达到极端默契,只不过越默契,神宗的心就越不痛快。

张居正影视形象

张居正回乡葬父,湖广地区各衙门官员全部到场,唯有巡按御史赵应元没去,张居正怀恨在心,这件小事,完全体现了张居正内心的傲视天下。明代内阁权臣严嵩、高拱已经到了无所不统的地步,张居正犹有过之。当时人说,张居正受顾命辅政,“宫府一体,百臂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即把皇帝内宫的事务和朝政的事务集于一身,货真价实的威权震主!这一点张居正自我都不否认,他曾对阿谀自己的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即摄政,代替皇帝施政。神宗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战战兢兢地等待,直到张居正去世的那天。

二、翻手为云

万历十年(1582年)对于神宗来说是一个重大年份,这一年,张居正病逝,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继任首辅,这年神宗20岁,遂亲自过问朝政,企图有所作为。司礼监太监总管冯保失去了张居正这样外廷强有力的支持者,神宗开始着手剪除他。神宗在言官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紧接着,既然冯保可以攻倒,张居正有何不可。言官门窥知皇上之意已移,便交章弹劾张居正。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十四日,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出马,历数张居正十四条大罪。经过多方谋划,张居正不仅身败名裂,连家都给抄了,张家子女因此饿死者有十余人。同时搜出了张居正诸子和兄弟全部家藏,得到黄金大约一万两,白金十万两。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经不住刑讯上吊而死。神宗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

《明通鉴》讲述了下边的一件事情,万历十三年(1585年),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祷,他当着群臣的面对内阁辅臣说:“天气干旱虽然是由于朕没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于天下官吏贪婪,盘剥坑害百姓,以至干犯天和,今后应当慎重地选择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着沉重的肥胖身体大汗淋漓地祈雨,一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万历皇帝舞台形象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明神宗看不出一点意外,处理政务也是有条不紊。与此同时,他提拔了申时行接替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朝政大权牢牢掌控。他的执政风格相当强势,对臣下的上疏相较温和的谏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骄纵性格日益明显。

万历十五年(1587年),神宗展开了一系列运动,要求“朝廷内外文武官员,冠礼、婚娶、丧事、祭祀、宫室、车马、衣服,不得超过制度规定奢侈”。京师突发大雨,民屋倾倒,发生了伤亡,他听到消息后,马上下令顺天府进行赈济和抚慰。同年江南发生洪水,江北发生蝗灾,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发生严重干旱,于是下令免除各地不等的税粮进行赈济。

与此同时,神宗上朝,谕令内阁辅臣申时行等说:“如今灾害频繁,实在是由于官员贪污腐败,不顾惜百姓所引起的,加上刑狱有冤案、错案,以致伤害和气,当今反腐和平反工作是第一要务。”

万历戎装画像

打掉冯保、张居正后,神宗心里有种突然的轻松和疲惫,“张居正先生病逝五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工部的答复没有见于记录。大约史官认为记载了这道上谕,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万历十五年》)。他的身上有着太多张居正的影子,张居正毕竟在他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

神宗皇帝智商、情商都非常高,对事物分辨能力较强,张居正对他的帝王式教育比较完整,却非常不平衡,这个孩子10岁丧父,终日缺乏安全感和自信,而张居正对其的宫廷教育缺乏感情上的鼓励和理解,甚至要将其塑造成完美化身,从即位开始就不断检讨各种天灾人祸,他似乎从未做过一件让张居正感到满意的事情。

而他生性自尊极强,体胖虚弱,鲜有经历体能锻炼,造成他身体多病,心绪烦闷,宫闱生活本身就是损害身体精神意志的地方,绝非成长中的有利环境,当皇权与性格结合后,当意志无所阻碍后,随心所欲、肆意妄为都将成为可能。

“万历三大征”

三、覆手为雨

权力的掌心翻过来整个社会都将受到巨大震动,明神宗的掌心往下一扣,整个朝政如同地震般发生强烈震颤,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文官集团也将发起对抗。帝国之间的交涉虽然只是几张不经意的奏折和批示,但文字斗争往往胜过其他,“自杀式谏言”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锦衣卫忙得不亦乐乎。所谓君臣吵闹声声入耳,权力斗争步步惊心。万历年间明神宗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的肆意谩骂,直接逆反对抗,并且导致他脾气愈加暴躁难治。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年末,有个叫李沂的言官上疏触怒神宗,神宗说:“李沂不说贪官却唯独说朕贪婪,诽谤君父,罪行不可饶恕。”

万历皇帝画像

首辅申时行处事温和低调,尽可能缓冲神宗和群臣的矛盾,然而在是否立太子问题上,他也罕见地表达对抗立场,联合群臣以集体辞职相威胁。神宗扔给他们两个字“悖逆”,加上政治斗争失利,申时行这年辞职回家。这年明神宗的脾气越来越坏,每次奏疏一上,势必大怒,一个“怒”字占据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之后的所有光景。对待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他越来越没有耐心,似乎这点他与太祖朱元璋比较相像,即轻视儒生文官:“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从此这个皇帝越来越骄纵任性,用“静”制汹涌的文臣集团,用“无为”对抗朝政纷繁。

明末有人评论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明朝怠政是一大传统,甚至成为“特色”,从正德皇帝算起,到万历皇帝将这项“工作”推向了最高峰,28年不上朝。权力的掌心翻来覆去,明朝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步走向了喷发的火山口。总而言之,他对朝政的基本态度就是“不”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嘉靖御政的风格。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万历晚年形象

这种非正常理政手段,无疑加剧了君臣矛盾。这种扯皮式政治运作,大量消耗了国力,明代最终在沉默中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