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张居正改革挽救了明王朝,最终却人亡政息

时间:2020-01-01 10:28:00 来源:互联网 作者: 神秘的大神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今属湖北)。他少年得志,16岁时就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1)进士,此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

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即位后,张居正被升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不久,又任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土,后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春,长期沉湎酒色的隆庆帝突然中风,随着这个信号而来的是宫廷与内阁各派力量围绕着掌印太监与首辅的职位展开的激烈斗争。

最终,隆庆帝把年仅10岁的幼帝朱翊钧(即神宗)和大明江山托付给了内阁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高仪。此时,张居正谨慎地考量局势,同样身为次辅的高仪年迈多病,没有威胁;那么,惟一的障碍就是身为首辅的高拱。

高拱和张居正一样,都是能臣,但为人却骄横傲慢,早已得罪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尤其重要有“内相”之称。他们有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权力,借着皇帝的一支朱笔,小小太监的权力被无限扩大,批红时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改动内阁的票拟,或者对皇帝施加影响。

但是,在隆庆帝时,高拱却看不起秉笔太监冯保,反对其升任掌印太监,两人自然就结了心仇。隆庆帝死后,神宗年幼,实际权力暂由其生母李太后代理。冯保是神宗的“大伴”、又是李太后的亲信,得到了太后完全的信任。冯保便借机以皇帝的名义升自己为掌印太监,并掌管东厂。

从此,所谓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冯保的意见。张居正看到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也看到了冯保身后有太后做靠山,因此他需要借力打力,向高拱进攻。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作为合作的筹码,张居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障了冯保“批红”的权力,双方合作默契而愉快。

冯保上台后,高拱也企图先下手为强,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保,试图驱逐冯保。但是,冯保深得李太后的信任,加之又有张居正为之谋划,高拱非但没有成功,反倒落下口实。人们纷纷猜测,幼年皇帝刚刚登基,就弹劾其身边之人,是有挟辅政之名夺权的野心。

最终,在李太后的主持下,六月十六日,冯保宣读皇帝的谕旨,称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限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张居正坐收渔翁之利,顺理成章接任首辅。高拱走了,高仪不久也去世了,这样,内阁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张居正期待已久的时代来了。

张居正初任首辅时,吏治腐败。为此,张居正以铁腕政策,在两京十八大衙门中强行推行“京察”,对四品以上官员实行考核,凡昏官与庸官一律裁汰。从此,张居正开始了他构思多年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神宗年号为万历)。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他不惜得罪权贵,却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新官上任三把火。“京察”这第一把火就粉碲了官僚集团对新任首辅的期望。

随后,张居正整顿学政,遏制了请托腐败风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改革驿递制度,煞住了宫员私用驿站、中饱私囊的腐败之风,为国家节省了大批资金。可以说,张居正的史治改革是围绕反对贪污贿赂而展开的。张居正认为,上层官员应做奖廉抑贪的表率,政府首脑及地方督抚是正风之本,他自已也率先垂范,概不接受官员的礼物。他明白这些礼金都是官员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当事以来,私它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殆如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非骄伪也。”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还在经济,他要为国理财,整顿税务。张居正对一些锐意改革的官吏给予重用,安排到各个重要部门,并通过清查皇室子粒田、处理荆州抗税,追查京营兵士棉衣造假事件,大刀阔斧地整顿经济。这当然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但是,张居正没有手软、坚定地执行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实施一条鞭法、丈量田地等政策。考成法的实施,取消了农村中的豪富乡绅的赋税减免特权,扭转了赋税转嫁到小农身上的状况,开辟了国家的赋税之源。

而一条鞭法的推行,更是中国赋税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件。一条鞭法取消了豪绅势宦利用优免特权逃避赋役、偷漏税粮的特权,一律强制纳税,达到“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的目的,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张居正以雷厉风行的作风艰难地推行改革,解除了明朝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

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储备不够一年之需,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然而,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国家储粮可以保证10年的消耗,国库积银达400万两。后人称赞道:“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败落的明王朝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然而,个人主导的改革隐伏着巨大的危机,那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亡。其实,张居正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明白,自己的施政必然要遭到豪强权贵的疯狂报复,但他并不在意,决心“弃家忘躯,以殉国家“。可惜,他没想到的是,政敌的报复在他去世之后才展开,连累的是他的老母、爱子和方兴未艾的改革大业。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赠上柱国太师衔,赐谥文忠。张居正一死,年已20岁的万历帝开始亲政。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对父亲般畏惧的万历帝隐忍多年,终于可以发作了。半年后,万历帝迫不及待地将冯保逐出京城,发往南京孝陵种菜。对冯保的处分是一个信号,久居官场的大臣们嗅到了政治风向的转变,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纷至沓来,正中万历帝下怀。

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风云突变,万历帝下诏夺上柱国太师衔,并夺谥。随后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这次抄家是真正的人间惨剧,把封建官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京城官员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先令当地官员登录张府的人口,封闭房门,不许人出门,以致还未抄家就令十几口老弱妇孺被活活饿死。然而,查抄的家产不过十几万两。张家出身盐商,本就有钱,再加上生前万历帝的丰厚赏赐,有十几万的家当,并不为奇。

为了向皇帝有个交代,负责查抄的官员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追赃,逼死了大儿子张敬修,张居正的二子张懋修经不起拷打,屈打成招,自杀未遂,最终与其弟张允修等族人一起被充军。一代名相,十年帝师在身后的遭遇,令清明志士寒心战栗。这一系列事变,不仅全盘否定了一个辅佐万历帝十年的老臣,更是否定了十年来的国政,多年励精图治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明朝最后几十年的短暂复兴变成了明朝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自此,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终于夭折。好像是对张居正的报复,以万历帝为首的满朝文武,以敛财为风,从此明朝急剧衰落,积重难返,回天乏术。万历帝推倒了张居正,也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推向了深渊。

天启、崇祯年间,国力衰微,险象丛生,人们终于能体会张居正的良苦用心。天启年间,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发还张府没有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1629),思念救国之才的崇祯帝给还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可惜,时过境迁,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写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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