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药局药材来源考

时间:2021-04-06 09:57:30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宋代官药局成立于宋神宗熙宁年间,由原属于太医局的“合药所”“熟药库”合并创立而成。后官药局规模不断扩大,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将在京的官药局增加为五所,又单独设立两所“修合药所”作为专门的药品生产机构。同年,官药局开始向地方推广。不久,“卖药所”改名为“惠民局”,“修合药所”改名为“和剂局”,仍是北宋官方的药品制售机构。作为北宋官方药品经营机构,官药局通过制售成药、生药材,每年为政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元丰元年(1078)四月二十四日,三司即有统计:“太医局熟药所熙宁九年六月开局至十年六月收息钱二万五千余缗,计倍息。诏监官光禄寺丞程公孙、殿直朱道济减磨勘三年,依条给赏,自今二年一比较。“蔡絛《铁围山丛谈》也提到官药局的盈利情况:“岁校出入,得息钱四十万缗,入户部助经费。”只算及京师五局就已经有如此盈利,可见其收入之高。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需要官方为之提供大量的药材,以供其制售。

目前,学界对官药局虽已有相关研究,但对于药局所用药材的来源渠道问题尚未有专门的论述。笔者查诸史料,认为宋代官药局的药材来源主要可分为宋王朝内部来源与外部来源,前者包括有每年地方上交的土贡、官方自营的药园及在国内出资采购三个渠道,后者主要是其他政权的朝贡与边境贸易。地方官药局则主要有中央药局提供和自行采购两个途径。以下将对上述各渠道的具体情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应用进行探讨。

一、中央官药局药材来源

(一)地方土贡

宋代依据统治区域内各个地方的出产与特产,规定各地区每年要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的当地土产,被称为土贡。北宋时期的土贡中,很大一部分是各类药材。现虽尚未见到有直接的史料说明各地所进贡的药材被送往官药局用于制售成药,但凭已有的史料也可推知一二。

据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庚寅)自今诸州土贡物至京,令户部牒合属库务,先次受纳,来人遣回,候正旦朝贺排仗,别差人赍擎陈列。”另据《宋史》记载:“凡四方贡赋之输于京师者,辨其名物,视其多寡,别而受之。储于内藏者,以待非常之用;颁于左藏者,以供经常之费。”所以各地土贡入京后,程序上应先由户部点属,再依种类数量分配入库,主要是放入当时隶属太府寺的内藏库与左藏库等库。

而宋代官药局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是隶属于太府寺,官药局的主要经费来源部门则是太府寺与户部。太府寺所藏药材应该是可以拨给官药局使用,否则户部与太府寺似乎也没有理由在存有大量药材的情况下,却要求其所属的官药局另外到市场上购买。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的诏令中也曾明确提到:“今后和剂局岁用药材,并先于在京官库据见在数取拨。”可见,宋代官药局确实可以使用在京的官方药物库存,而且在此之前至少有一部分药材来源于太府寺管库所存。

另一方面,单鹏《宋代土贡初探》一文曾将唐代与宋代元丰年间(1078—1085)土贡中的药材内容进行比较,发现宋代土贡药品的总量虽较唐代为少,但药品的种类大大增加,且其中以普通常用的药物如甘草、麻黄等为主,而相对较名贵但使用较少的麝香、阿胶、犀角等药材的数量则减少。宋代元丰年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作者推测可能因为其所收纳的药材主要用于官药局制售成品药。

再者从其所售药品价格的方面考虑,宋代官药局建立初始虽也有盈利的需求,但还是以惠民便民为主要目的,所以其药价要比市场上便宜,“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即官药局售卖药品的价格只是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二。以此来计算,如果官药局没有廉价的药材来源渠道,而是按市价收购药材,经加工后再低价卖出,那么正常情况下基本不可能盈利,这与上文提到的官药局拥有巨额盈利的情况不符。所以,宋代官药局所用药材,当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地方土贡的药材。

宋人王存所作《元丰九域志》列出了元丰年间各地所需上交土贡的种类和数量(以一年的数量统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地所产的药材,其种类占所有土贡总品种的一半,可见北宋政府确实每年通过土贡获得了大量品种丰富的药材(见表1):

(二)采购

1.两宋的药材采购情况

北宋政府虽每年通过土贡制度获得了大量药材,但相对于官药局制售熟药所产生的大量药材需求仍是杯水车薪,尤其后期官药局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对生药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土贡是根据当地的物产情况缴纳的,这样缴纳的药材未必合用。同时,历年土贡中药材逐渐减少,如将南宋绍兴年间的土贡种类和数量与前列元丰年间土贡种类比较,即可发现绍兴年间的土贡几乎没有药材了,可见从北宋到南宋,官药局的药材来源对购买及其他渠道的依赖程度增加,尤其是采购逐渐成为官药局最主要的药材来源渠道。

官药局所需药材收购事务由太府寺负责,太府寺药案“掌催促点检杂买务、收买药材所、和剂局修和汤药,应副诸局给卖。和剂局、杂买务、药材所隶焉”。而另据记载“和剂局药材令杂买务收买,仍就令太府寺准备差使兼杂买务监门,机察钱物出入”,杂买务下设有专门的收买药材所,应该是负责政府此类药材收购事项的机构。同时,为应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日益严重的假药及劣质药材的问题,保证所收购药材的质量,购买时需先由牙人检验药材质量,又于杂买务下设置“杂买务辨验药材官一员”,负责勘验所收购药材的质量,宋代医药学家寇宗奭即曾担任此一职务。

从“设收买药材所,以革伪滥之弊”的职能安排来看,这一职务就是设置在收买药材所,“如或所辨验药材伪滥,修合粗弱不如法,并从省寺点检,申取朝廷指挥”。为保证其确实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要求“和剂局修合官、杂买务辨验药材官,下翰林院,于近上医官内选差保明,申户部审寔申差”,如此严格的规定,也足见官方对这一职位人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官药局药材质量的重视。

当官药局所需药材不足时,原则上应先由在京的官库分类按量提供,如官库中所贮存的药材依然不足,则再行购买。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月六日,户部员外郎周彦质言:“熟药所买诸色生药,今相度,乞从本所计度合要逐州军所买药,申本部,下逐处桩留上供钱收买,计置上京交纳讫,却于本所钱内拨还。仍委提举司常切催促。其逐州军递年所收买熟药,若计置本州土产药材附押前来,合本州计定元买价直,并所费钱数,具状解发到所,依数支还熟药前去”,可见,在购买生药材时官药局可使用自制的熟药作为支付手段,但不知这一政策是否长期实行。

政和二年(1112)七月八日,徽宗再次就此问题专门下诏:”今后和剂局岁用药材,并先于在京官库据见在数取拨。如无及不足,即前一年春季计度一岁所用之数,招诱客人,以出产堪好材料,令兴贩前来申卖。至年终买不足,即据所阙数,令户部下出产处,以封桩钱和买。限当年冬季以前附纲起发,到大观库送纳,听本局据合用数取拨。”

由此可见,北宋时官药局采购药材的负责机关是户部和太府寺。官药局每年需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制定药材使用量及种类的预算,将此预算内容上报给户部或太府寺。相关部门先于在京的官方仓库调拨,如存货不够则再行购买。购买时先由太府寺收买药材所按需招诱药商进行收购,如果到期仍没有采购完成,再由户部调令药材出产地的地方政府用封桩钱和买,在冬季之前随纲运船队运至京师存于大观库,之后官药局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情况取用。买药所产生的费用由官药局内部资金拨还,也可以根据生药的价值,用等价的熟药支付。

至南宋时,采购成为官药局所需药材的主要来源渠道。绍兴六年(1136)二月四日,高宗下诏称:“和剂局药材令杂买务收买,仍就令太府寺准备差使兼杂买务监门,机察钱物出入。”为完成杂买务收购药材的工作,又对该机构进行了人员扩充,“杂买务收买药材,除旧额专、副、手分、攒司、库子外,添置手分一名,书手一名”;同时,在需要时还可以调遣部分官兵协助收购,“杂买务令临安府轮差兵士一十五人充把门、搜检、巡防等役使”;对于和剂局所需的药材,专门设置牙人负责,绍兴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诏太府寺置牙人四名,收买和剂局药材,每贯支牙钱五文,于客人卖药材钱内支。

如入中,依市值定价,责牙人辨验无伪滥堪充修合状,监官再行审验,定价收买”,除正常收购活动,牙人还要负责药材质量的第一次检验,然后再由药局监官进行第二次药材质量检验。为防止牙人舞弊,又规定“如受情中卖伪滥,并例外收受钱物,许人告,每名支赏钱五十贯,并依伪滥律断罪。及官知情,各与同罪。不觉察,减二等”。但牙人未必懂药,又惧怕惩罚,故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以至于当年五月十五日,再下朝旨“每贯于客人处更支牙钱二十文”,结果却“无人应募”。

因此,在当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诏书中提道:“药局修合并辨验药材官,令本部于医官局并有官人及在外有名目医流内踏逐申差,其请给依和剂局监官例,添破茶汤钱八贯文。如系有官人,亦与理为资任。”可见,南宋官药局至少在此时已经有了“辨验药材官”的设立,并且有相关的资格要求,用以补充牙人检验药材的不足。

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一月八日,又下诏称:“和剂局修合官、杂买务辨验药材官,下翰林院,于近上医官内选差,保明申户部审寔申差。和剂局修合官一员、杂买务辨验药材官一员,请给、人从、理任、酬赏,并依辨验官见行条法。”进一步明确杂买务辨验药材官由翰林院选择懂医药的人员充任,“监门官、辨验药材官任满,诸局所专副界满,并减一年磨勘”,如在任期内没有犯错,任满后还可减少磨勘年限,以鼓励辨验药材官的工作积极性,这也显示了南宋政府对此事的重视。

南宋对官药局药材采购程序也有明文规定,绍兴六年(1136)五月十五日,诏:“收买药材,令临安府市易司每旬开具药物名件、实直价例报杂买务,申太府寺照会。”孝宗隆兴元年(1163)五月二十八日也曾对此专门下诏道:“杂买务收买药材并收支钱,专置库眼盛贮,及临安府税务遇有客旅贩到药材,关报和剂局,依市价收买。仍令和剂局约度月用数目,除行在库务并市舶务有见在名件取拨应副外,据实缺数报杂买务收买。遇有药物入门,令临安府与免收税。”

由上可知,南宋时官药局按年或按月做一些有关药材使用量和使用种类的预算,并及时把所做的这一预算关报杂买务,由杂买务招诱药商贩运相应的药物到京城,杂买务设有专门的仓库存储和剂局所需药材。当临安府的税务部门遇有药商贩运药材到京时,也会及时将贩运至京的药材种类、数量、价格等相关的情况报至杂买务及和剂局,和剂局再通过杂买务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购买。购买药材所需的钱物一部分由户部封桩钱拨付,一部分用药局自身盈利支付。

2.官方采购的弊端

用收购的方式来获取官药局所需的药材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方式,而且针对性的采购能避免所购药材“非其所需”的情况,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也出现了种种弊端。

首先是采购过程中的强制科买状况。早在官药局建立不久的元丰三年(1080),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等人即上奏称:“每年省司下出香四州军买香,而四州军在海外,官吏并不据时估实直,沉香每两只支钱一百三十文。既不可买,即以等料配香户,下至僧道、乐人、画匠之类,无不及者。官中催买既急,香价遂致踊贵。每两多者一贯,下者七八百。受纳者既多取斤重,又加以息耗,及发纲入桂州交纳,赔费率常用倍,而官吏因缘私买者,不在此数,以故民多破产。海南大患,无甚于此。”徽宗政和初(1111—1118)也发生了强行科买牛黄,百姓被逼无奈以致杀牛取黄的事件:

宋汝霖泽,政和初知莱州掖县。时户部下提举司科买牛黄,以供在京惠民和剂局合药用。督责急如星火,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数,则相与敛钱,以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独以状申提举司,言牛遇岁疫,则多病,有黄。今太平之久,和气充塞县境,牛皆充腯,无黄可取。使者不能诘,一县获免。无不欢呼感戴者。

其次是官方常克扣药商应得收买药材钱,这样官方虽降低了收购药材的支出,却常使药商亏损,使得药商多不愿将药材卖与官府。除上文提到的压价收购沉香外,还常克扣应付的药钱。如官药局设立之初所设牙人,“收买和剂局药材,每贯支牙钱五文,于客人卖药材钱内支”;又借口支付“脚剩钱”等名目,“杂买务收买药材,依杂卖场例。每贯收头子钱二十文省、市例钱五文足、应付脚剩等杂支使用,置历收支”。更加恶劣的是,在收买药材后“不即与直”,这样药商亏损过多难以维持,“商人惮与官市。故药多阙,阙而求之,其价辄倍”,最终官商两受其害。

(三)政府自营的药园

药园的设置始于隋朝,唐代因袭。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九月,太医局上奏请在京师设置药园,最初目的是为了让医学生去实习辨识药材,后药园面积扩大,设有专门人员管理,其所产药材应该也有供应药局使用。但有关药园所存史料较少,只能根据相关史料稍微观其大概:

徽宗崇宁二年(1103)九月……今来太医局欲依《唐典》,近城置药园种莳。其医学生员,亦当诣园辨识诸药。人吏专库、厨子剩园之类,并量事差置。欲仿三学例,立额召募。诏:览所修格目,条析周尽,意义显明,宜令遵守施行。

京都各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置师,取庶人年十六以上二十以下克(充)生,教读本草,辨识诸药并采种之法。随近山泽有药草之处,采掘种之。士(土)无其物而种得生者,令所有之州送子种莳,犁、牛、人力,司农寺给。其乡土所宜、种即堪用者,太常斟量责课入度之用。其药园生,业成之日补药园师。

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凡医正、医工疗人病疾,以其全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药园师以待种莳收采诸药。医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医师二十人,工三百人,生四十人,典药二人。针博士、助教各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博士一人,师四人,工十六人,生十五人。咒禁博士一人,师二人,工八人,生十人。宋朝于嘉祐中损益古制,而定名额。

由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宋代药园设置可能非止1处,如果按照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各设置1处的话,则共有4处。每处面积在3顷左右,共12顷,如按唐制百亩为1顷,那么就有1200亩(1公顷=15亩)的药田,这样即使药园中所种药材种类比较多,每种药材的收采量也是极其可观的。人员设置是仿照唐朝制度,有药园师两人,负责药园中药材的种植和收采等工作。
另每处再招收8名年龄在16岁以上20岁以下的青少年,在药园随药园师学习本草知识、辨识药材并学习园中药材的种莳之法。种莳所需药材种子和犁、牛、人力等,当是由司农寺拨给,如所需的种子本地没有,则诏令有这类种子的州府提供,这应该是为了保证药园中所种植药材种类的丰富性,以充分起到锻炼学生辨识药材能力的作用。
与唐代药园不同的是,宋代的药园并不是隶属于太常寺,而是隶属于已经从太常寺独立出来的太医局。因此,宋代药园所产药材,也不会再上交太常寺,而应该是交给太医局或太府寺。北宋时官药局就是先后隶属于这两个机构,所以药园所产药材也可能供应官药局使用。
(四)朝贡与边境贸易
周边政权与国家的朝贡和边境贸易也是官药局获得所用药材的一个重要渠道。尤其是宋代所产种类与数量甚少的香药,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还有一些药材则是由于气候、土质等原因,宋王朝统治区域内或是不能种植,或是种植出来质量较差,而周边地区所生产的这些品种则质量更好或生产成本较低,这时官方则会通过边境贸易进行购买。
1.朝贡
宋代用药成风,尤其盛行服用香药,甚至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官药局制药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即多有香药制成的熟药。这使得两宋社会对香药的需求量一直很大,但宋朝统治区域内所产香药很少,大部分香药都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得,官药局制作成药所用各类香药即是如此。而在朝贡这一兼具政治与经济双重内涵的交往中,各类药材(以香药为主)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自太祖建隆三年(962)开始朝贡,各类药材是其中重要内容,至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朝贡的次数更加频繁,平均几乎达到两年一次。进贡规模也有显著增加,以熙宁六年(1073)进贡品类与数量为例,除各式金银器、布料、衣物、饰品及其他当地特色手工制品外,还有“人参一千斤,松子二千二百斤,香油一百二十斤”。

再如中南半岛东南部政权占城,在北宋建立之初即开始入贡,太祖建隆二年(961)“贡犀、牙、龙脑、香药、孔雀四、大食瓶二十”;三年贡“象牙二十二株、乳香千二百斤”。此后供品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大中祥符四年(1011),贡“象牙六十二株、螺犀十一株、药犀二十九株、玳瑁三百片、沉香五十斤、煎香三百五十斤、黄熟香二百一十斤、带枝丁香三十斤、豆蔻六十斤”,其使节又另外进贡熟龙脑、没药、紫矿等几十到几百斤不等。整个北宋占城进贡从未间断,至南宋是仍是如此。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占城一次即进贡“附子沉香一百五十斤、沉香三百九十斤、沉香头二块一十二斤、上笺香三千六百九十斤、中笺香一百二十斤、笺香头块四百八十斤、笺香头二百三十九斤、澳香三百斤、上速香三千四百五十斤、中速香一千四百四十斤、象牙一百六十八株、犀二十株、玳瑁六十斤、暂香一百二十斤、细割香一百八十斤、翠毛三百六十只、蕃油一十灯、乌里香五万五千二十斤”;

其他如三佛齐国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二月贡“龙涎一块三十六斤,真珠一百一十三两,珊瑚一株二百四十两,犀角八株,梅花脑板三片,又梅花脑二百两……腽肭脐二十八两……乳香八万一千六百八十斤,象牙八十七株,共四千六十五斤,苏合油二百七十八斤,木香一百一十七斤,丁香三十斤,血竭一百五十八斤,阿魏一百二十七斤,肉豆蔻二千六百七十四斤胡椒一万七百五十斤,檀香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五斤,笺香三百六十四斤”,两国所进香药都是种类丰富且数量极大;于阗则“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

所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西锦、玉秋辔马、腽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总之,这些地方的入贡,为宋政府带来了数量可观且种类丰富的药材。各地入贡次数及药材相关贡品种类如下(见表 2):

上表所示,北宋时周边各政权的朝贡次数远高于南宋。这与南宋时期国力的下降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也造成了南宋官药局药材来源从多元渠道向以采购为主的转变。

2.边境贸易

有宋一代,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在边境地区开设多处榷场,保持着各种贸易活动,药物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商品。宋与辽很早就建立了边境榷场贸易,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相贸易”。西夏自景德四年(1107)“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碙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

在南方地区则设有博易场,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设于宋仁宗时期,该博易场的贸易中,“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市”;钦州博易场设于神宗时期,主要面向安南,“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所赍乃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这些多是产自少数民族地区优良产地的道地药材,药材质量相比宋境内所产要好很多。如苁蓉“今陕西州郡多有之,然不及西羌界中来者,肉浓而力紧”,柴胡“生洪农山谷及冤句,今关陕、江湖间近道皆有之,以银州者为胜”。

除以上主要的几种来源渠道外,在宋朝国家正式税收中也有部分药材,“宋制岁赋,其类有五……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物产之品六……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因此时税收统计较为简单,故不知官方通过这一渠道获得的药材量,但考虑到可能只是对部分地区征收,所得应该不会太多。

二、地方官药局药物来源
北宋后期各地虽依朝廷诏令广泛建立了地方官药局,但受限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只是设立了作为售药机构的卖药所或惠民局,并没有同时设立制药机构“和剂局”,不能自己制造熟药。
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下诏称:“诸路会府依旧复置熟药所,仍差抵当库监官兼管。药材有缺,即关和剂局修合应副。”由宋徽宗所下诏书可知,此时地方药局乃是“药材有缺,即关和剂局修合应副”。另据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记载:“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崇宁元年(1102),户部侍郎周彦质也提道:“其逐州军递年所收买熟药,若计置本州土产药材附押前来,合本州计定元买价直,并所费钱数,具状解发到所,依数支还熟药前去。”此时虽尚未见设立地方官药局,但地方以生药材换取中央官药局生产的熟药出售的方法却很有可能保留下来。
由上可见,北宋时各地方官药局所出售的熟药乃是完全由都城的和剂局提供的。

南宋时地方官药局所销售的药物来源,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来自临安和剂局,由政府设立并有具体官司管理的地方药局,以及只是设立了惠民药局而没有自行制药能力的地方基本都是如此。

如湖州吴兴,“太平惠民局,则转取行都本局之药以货焉。虽以钱得之,而药材分剂则可倚仗,今故表而出之”两淮地区的总领所惠民药局也是由中央官药局提供熟药,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二十六日,诏:“两淮经虏人蹂践,流移之民饥寒暴露,渐有疾疫。令和剂局疾速品搭修合合用药四万帖,赴淮东、西总领所交割,枢密院差使臣一员管押前去。仰逐处委官遍诣两淮州县乡村,就差医人同共给散。”约在宋宁宗期间(1195—1224)时任太府卿的黄荦提出“每岁颁药,两总所至局,如中都官吏供亿,徒有重费,请从本司自遣人至彼鬻之,归其直于局,朝廷从之”。可见,两淮总领所惠民药局开始是自己派人去临安和剂局取熟药到本地销售,但来回耗费太多,至此改为由太府寺派遣人员携熟药至两淮官药局,然后再带回熟药费用。其他如四川的安抚司太平惠民药局、绍兴府会稽的提举司惠民局、常州毗陵的惠民药局等药局应该皆是如此。

另一种地方药局则是自己购买药材,或是附带建有和剂局负责制药,或是如私营药店一般建设成“前店后坊式”的自己制药销售。

前者如福建路漳州府,该府分别建有惠民局及和剂局,和剂局由郡守方淙创立,“鬻川、广诸药,委医僧修制丸散三百余方,发入惠民局”;苏州府也是自建和剂药局,“为屋三十有五楹,炮泽之所,修和之地,监临之司……凡川广水陆之产,金石草木之品,无珍不致,无远不取,冀有益于人”。其他如四明(庆元府)药局、泉州安溪县惠民药局也是如此。后者如建昌军药局,由建昌太守丰有俊创立,“捐钱三百万,创两区,萃良药。唯真是求,不计其直……遵方书,不参己意,具而后为,阙一则止”。其他如衢州药局、江东提刑司药局等皆是如此。

比较特殊的是建康地区的官药局,该地药局分属 3 个系统,即总领所惠民局、都统司惠民局和安抚司惠民局。前两者创建较早,就是建于绍兴七年(1137)之前的建康惠民局,其所售药材来自临安和剂局;后者是淳祐十一年(1251)十月马光祖所创,“拨药本、收药材委官提督,监视修制。置四铺发药应剂军民,收本钱不取息”,是自己生产熟药出卖。

总之,随着官药局规模日益扩大,其对生药材的需求必然越来越多。官药局的药材来源有着不同于民间私营药业的特殊渠道,这些渠道为其提供足够的药材制造成药,使其能够保持正常运营。

北宋时国家相对强盛,故除收购这一渠道外,各地土贡、政府主管的药园、周边政权朝贡、边境贸易等也都是重要的药材来源渠道;南宋时国力衰弱、政治地位下降,土贡、周边政权的朝贡减少,采购成为官药局药材最主要的来源渠道。地方官药局则或是由中央官药局提供熟药出卖,或是自行采购生药材制售,这主要取决于地方官药局的主管部门。各来源渠道中,正常的政府采购有利于药材生产与加工行业的发展;官办药园的设置既为政府提供了药材,又为太医院学生提供了一个药材识记的学习之地;朝贡与边境贸易则促进了宋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交流。

但土供和政府采购都可能会发生强制科配和克扣商人利润的情况,打击民间药材生产者和官方交易的积极性;朝贡往往需要政府付出远高于贡品价值的回赐,对政府财政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同时,从北宋时的多种来源渠道至南宋时以采购为主,官药局药材来源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两宋国力和对外部影响力的变化。

编辑:四叶参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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