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宋辽百年好合还是大宋的耻辱?大宋朝签约签得有面子吗

时间:2020-11-27 20:51:57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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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下之盟”的来历,出于《左传》,是指在敌国武力渊威胁之下签订的丧权辱国的盟誓。“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辽朝大兵入境,包围了澶渊北城的情况下,被迫无奈签订的和约。根据澶渊和议,宋朝每年都必须向辽朝贡纳三十万匹、两的绢、银。

(宋辽局势图)

宋真宗在誓书中称之为“助军旅之费”,辽军并没有帮助宋朝打仗,哪会有什么“助军旅之费”,实际上它是战争赔款,与近代清朝政府向西方列强提供战争赔款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当时的宋朝官员将“.澶渊之盟”视为城下之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澶渊之盟”签订不久,景德三年二月,王钦若即提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他对宋真宗说:“城下之盟,虽春秋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王钦若的这种说法,还有另一种版本:“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搏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准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称乎?”

这些记载略有不同,是当时不同的人记录的结果,不过王钦若和司马光都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却千真万确,不会有误。

王钦若是宋真宗时代的重臣,在“澶渊之盟”前后,曾以参知政事判天雄军,提举河北转运司,资政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他提出的城下之盟的言论,既是他个人的言论,同时也代表了当时朝廷内外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宋朝人认为“澶渊之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从皇帝实录的篡改上也看得很清楚。南宋初年的史学家李焘在整理北宋皇帝实录时,惊奇地发现“澶渊之盟”的誓书,“不知真宗实录,何故不载”。后来在仁宗实录庆历二年九月乙丑,却找到了澶渊誓书,不过有些文字作了改动,与原文不完全相同。

实录,顾名思义,是当时的史官如实地记录每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澶渊誓书是关系到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真宗实录中为何被删除?显然负责实录的史官认为此事是奇耻大辱,不应记人实录供后人观看。这是一种为尊者(宋真宗)之避讳的手法,严重违背了实录的宗旨和原则。

(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屈辱条约)

宋仁宗实录虽然收录了澶渊誓书,然而对其中的重要文字进行了修改。宋真宗誓书在先,其所署的时间是十二月七日;辽圣宗誓书在后,所署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二日。然而被收入仁宗实录的辽圣宗誓书,却被改为十二月七日,即与宋真宗誓书同日。

为什么要作此改动呢?宋真宗誓书在先,证明了宋真宗积极主动地签署誓书,与他最先提出和议主张是一致的;将辽圣宗誓书签署的时间改为与宋真宗同日,则表明誓书的签署无先无后,是同时签署的。然而通读两份誓书以后会发现,辽誓书是在宋誓书的基础上补充若干文字形成的。篡改实录文字,是属于作伪的行为,而且这种作伪的手法并不高明,很容易被人识破。

(宋辽使者讨论合约条件)

还有,原宋、辽誓书上有南、北朝的称呼,在仁宗实录中南、北朝的称谓被删掉。据载,“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是与之亢立,失孰甚焉,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然事已行,不必改”。王曾之言是说,辽朝不能与宋朝并立,更不能高在宋朝之上,因为在宋朝官员的口中和奏疏中,契丹被斥之为“戎敌”、“寇戎”、“戎狄”、“夷狄”,自然不能与宋朝并列,南朝、北朝的称谓等于提高了契丹的地位,使其更加嚣张。

王曾的说法取得了宋真宗的赞成,后悔不该如此。对于实录中已记载的文字,一般的史官是不能改动的,只有得到皇帝的御准,才能进行改动。因此,仁宗实录中对澶渊誓书若干文字的改动,要么是出于宋真宗的本意,要么是出于宋仁宗的圣旨。不管是出于谁的旨意,都可以看出宋朝君臣对澶渊誓书有屈辱之感。

(宋朝君臣对盟约是颇有微词的)

不过虽然删掉了誓书开头的北朝二字,正文中仍保留了北朝字样,并没有完全删净。改动文字的用意,显然是用以贬低契丹,实际上却是弄巧成拙贬低了宋朝自己,人们不禁要问:宋真宗身为大国之君,为什么屈己向契丹求和?为什么要向契丹提供“助军旅之费”?

修改实录,是真正的篡改历史,它本来就不是一种光明正大的行为。至于修改实录的后果,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给后人留下了篡改历史的罪名。

有人认为,“澶渊之盟”是辽将萧挞凛在澶渊北墙视察宋军阵地被伏弩击中而死以后,北宋在战而胜之的条件下签订的平等协议。仔细审视当时的文献记载,事实并非如此。据宋朝人记载,景德元年闰九月“契丹主与其母举国入寇”,《辽史》记载,统和二十二年闰九月“南伐”,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在闰九月间,忠实于宋朝的降将王继忠与宋真宗就有了和谈的接触,宋真宗表达了愿意和谈的愿望,向王继忠下诏说:“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嘉恳诚……倘谐偃革,亦协素怀。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

到了十月间,王继忠与宋真宗的接触更加深入。王继忠言:“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宋朝)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

宋真宗谓辅臣曰:“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乃复赐继忠手诏,许焉。”宋真宗已明确表示可以“议和好”。萧挞凛误中伏弩,是在十一月甲戌以后。史载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面突进……弩潜发,挞凛中额殒”。

(盟约其实对大宋是不公平的,没有面子可言!)

这说明早在萧挞凛十一月甲戌中伏弩以前的九、十月间,即辽军刚刚南下的时候,辽宋和好的密谈就开始了,宋真宗明确表示可以遣使与辽朝议“和好”。当时萧挞凛还健在,指挥战斗,不知宋朝战而胜之,又是指何而言。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岂能令人信服!

其实这场战争直到最后结束,也看不出北宋战胜了辽朝。在战争中将士的死亡是常有的事情,一个将领的死亡不能代表战争的胜负,何况萧挞凛是误中伏弩,不是死于战斗之际。能够表明战争最后胜负的,是战争结束以后双方所承担的责任。

辽军是进入宋朝境内讨伐战斗,战后撤离宋境不能算作失败;而宋朝每年要向辽朝贡纳三十万匹、两绢、银,则是其战争失败所要承担的责任。宋朝非常忌讳贡纳的字样,把它说成是“助军旅之费”。辽朝是宋朝的敌人,宋朝最后要向辽朝提供“助军旅之费”,其实是支付战争赔款。仅凭这一铁的事实,就可以知道在澶渊之战中,到底是谁胜谁负了。

“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是城下之盟,不仅宋朝当时就有这种看法,时至今日许多史学家也持这种认识,例如漆侠就指出,对于宋朝来说“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的城下之盟”。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类似的看法很多,服于篇幅,不能一一具引了。参考资料:《契丹史研究》《宋真宗1005》《大契丹国》《两宋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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