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平平庸庸的宋仁宗却缔造了北宋盛世

时间:2020-04-10 20:29:31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电视剧《清平乐》(原名《孤城闭》)里,王凯饰演宋仁宗

我一直都不加掩饰自己对北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祯的推崇。也许右边的朋友会不以为然:你果然有浓厚的“明君情结”、“人治思想”。而左边的朋友恐怕也会嗤之以鼻:赵桢算什么?你要捧也应该捧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嘛,那才是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

确实,跟这些雄主相比,宋仁宗无疑是一名庸常的君主,既无天纵之英明,也未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甚至连个供坊间文人传诵的“游龙戏凤”故事也没有。不过,宋仁宗自身虽然资质平庸,但整个仁宗朝,却是“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明人评“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出现在宋仁宗朝: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宋仁宗朝的牛人名单,我们还可以拉得很长: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张方平、赵抃、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这些名动一时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全都是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如此看来,宋仁宗的为政之道,其实并不简单。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仁宗皇帝的个人性格与从政风格,我会选择“克制”。对君主而言,我认为克制就是最大的美德。宋仁宗是一位能够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激情、执见的君主,诸多宋笔记都记载了仁宗皇帝方面的美德。

先来看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收录的两则轶事。其一,仁宗“春日步苑内,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宫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二,“仁宗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内每有取索,外间遂以为制,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为免旁人受累和开了恶例,仁宗皇帝宁可忍受饥渴。确实难得。

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有一则类似的故事,不过情节更富戏剧性。“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大臣以为皇帝贪图美色、房事过度,才导致身体不舒服,所以委婉劝皇上节欲。“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

更为难得的是,宋仁宗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激情与欲望,便意味着朝廷的权力将得到扩张;而权力的每一步扩张,则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权利与活力将一步一步退缩、失守。《北窗炙輠录》载有一事,可为佐证: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在宋仁宗身上,最为可贵的美德,其实不是表现为对食色享乐的节制,而是对君主权力的自我克制。“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如果不知节制自己的权力,绝非国家与万民之福。历代不乏并不追求物质享受但却极度贪权的帝王,如明朝崇祯皇帝,清代雍正皇帝,他们对国家的治理均以严酷、专制、不近人情著称。而宋仁宗在位虽久达四十余年,却从无揽权自专的表现。

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两朝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之意,原来“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软,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

但仁宗也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情,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曾经发生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说明宋仁宗的御笔手诏并不怎么管用。“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今天许多人似乎还像那个嫔妃一样以为“圣人出口为敕”,金口玉方,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没那么回事。宋代皇帝本人的意见被政府系统反驳回去的例子俯拾皆是。

正史也有记载: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杜衍为宰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败,淹死数千人。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批示查案意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说,皇上你有什么意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的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呢,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还曾经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仁宗以家法私自处置他们,理论上也无大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显然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的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假如“一切出于圣断”,便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前后差异”的裁决,闹出“有伤政体”的笑话。况且,君主当了法官,又叫专业的司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不敢逞强,“许之”。

这段历史记载,让我忍不住联想到17世纪初英国大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故事。话说有一回,詹姆斯一世闲得无聊,便想到皇家法院亲审几个案子,不承想被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拒绝了。国王质问:“为什么我不能审理案件?”柯克回答:“不错,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这两个故事有些相似,不过结局却大不一样。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爵士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地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随后柯克被免职。而另一个故事中的宋仁宗,却不得不采纳了谏官王贽的意见。可以说,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可惜今天许多引述柯克故事的中国法学者,往往只会告诉你故事的上半段,而不交待下半段,更不会告诉你宋仁宗与王贽的故事。

如果我再三引证宋仁宗的自我克制的美德,按今日流行的思维习惯,难免会被讥为“人治思想”、“明君情结”的流露。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其实呢,当我们说到仁宗皇帝的手诏屡屡被驳回时,说的恰恰就是宋代的政制。日后有机会,我们会更详尽一点介绍宋仁宗朝的这套制度与政体。

附:

宋仁宗的爱情:欲采苹花不自由

吴钩

这几天在读关于宋仁宗的史料,有一个感慨:也许在宋代,最没有自由的一个人,就是皇帝了。此话怎讲?我举个例子说明——

我们都以为,古人是没有择偶自由的,因为婚姻大事,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宋朝的准新郎,还是有婚姻自主权利,因为按宋朝礼俗,两家议亲之后,有一个相亲的环节:男女对象可以先见个面,如果双方不合意,便停止说亲。换句话说,因为有了相亲环节,年轻人对自己的婚事取得一定的自主权,并非全然由家长说了算。

这个相亲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梦粱录》有记述:媒人说亲之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

根据《梦粱录》的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宋朝人的相亲过程:男女双方约定一个时间见面,地方通常是女方之家,或者找一个比较惬意的园圃、湖舫之内,男家要带着礼品。相亲时,如果准新郎觉得满意,就用一支金钗插到准新娘的发上,这叫做“插钗”。插钗即意味着速配成功。如果准新郎看不上准新娘呢?就给女家送上送彩缎二匹,这叫做“压惊”,暗示这门亲事说不成了。

然而,宋仁宗选皇后,却完全不由自己。天圣二年(1024)九月,仁宗皇帝十五岁,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替他聘后(古人结婚年龄偏早,十五岁便可成亲了)。仁宗相中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富商王蒙正的女儿王氏,但刘太后认为,王氏“妖艳太甚,恐不利于少主”,硬是棒打鸳鸯,将王氏许配给她的侄子刘从德。

另一个是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仁宗对她也比较中意,但刘太后还是反对,因为她认为,“自古外戚之家,鲜能以富贵自保,故兹选于衰旧之门,庶免他日或挠圣政也。”张氏出身将门,选为皇后,恐怕日后会干预朝政。

刘太后自作主张,给仁宗选定了一位皇后:出身寒门的郭氏。因为是强扭的瓜,仁宗对郭氏始终不是很喜欢。后来,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便寻了一个机会,废了郭皇后。然而,废皇后一事遭到台谏官的强烈反对。虽然仁宗最终还是废了郭皇后,却跟台谏官之间闹得非常不愉快。

刘太后在时,仁宗的私生活受到严厉管束,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仁宗幼冲,章献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刘太后去世后,仁宗少了约束,以为从此便可以“我的私生活我作主”,所以“稍自纵”,十分宠爱两名宫人:尚氏、杨氏,“尚、杨二美人益有宠,每夕侍上寝,上体为之弊,或累日不进食”。

群臣对皇帝宠幸尚氏、杨氏的行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纷纷上章规劝。仁宗的小娘杨太妃也告诫皇帝不可沉溺于美色。内侍阎文应“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也是喋喋不休,劝皇上将两位美人放出宫。宋仁宗不胜其烦,最后不得不同意将尚氏、杨氏礼送出宫。

再说郭皇后被废之后,朝廷议立新的皇后。仁宗看中了寿州茶商的女儿陈氏,但群臣集体表示反对,理由是陈氏出身卑微,不可为后。最后,仁宗只好选立曹彬的孙女曹氏为皇后。大臣这才没什么意见。

但仁宗对曹皇后也不是很有感情,毕竟不是自己中意的嘛。因此,他更宠爱其他妃子。大约庆历二年(1042),大将之后王德用给仁宗进献了两名绝色女子,谏官王素得知,问仁宗是不是有这回事,仁宗反问他:“此宫禁事,卿何从知?”

王素说:“臣职在风闻,有之则陛下当改,无之则为妄传,何至诘其从来也。”仁宗笑道:“德用所进女口实有之,在朕左右,亦甚亲近,且留之如何?”但王素说:“若在疏远,虽留可也,臣之所论,正恐亲近。”仁宗辩他不过,只能叫来近珰:“王德用所进女口,各支钱三百贯,即今令出内东门,了,急来奏。”说完,流了眼泪。

王素也有点不忍心,便说:“陛下既以臣奏为然,亦不须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仁宗说:“朕虽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见其泣涕,不忍去,则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报。”过了一会,近珰来报,两名宫女“已出东门”,仁宗“复动容而起”,非常舍不得,但没办法,只能忍痛割爱。

人到中年的宋仁宗,遇到了一生的最爱:进士张尧封之女张氏。对于张氏,仁宗真的视为女神,曾动了废曹皇后、立张氏为后的念头。但是,大臣发觉苗头不对,抢先上书反对,说之前已废过郭皇后,岂可一错再错?所以,仁宗虽然宠爱张氏,却始终不能将她立为皇后,只能封为贵妃。直到至和元年(1054),张贵妃不幸病逝,仁宗才执意将她追册为温成皇后,以皇后的葬礼安葬她。

有一首唐诗说:“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用这句诗来形容宋仁宗的爱情,倒是很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