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共治,唐朝君臣为何能如此和谐?

时间:2021-03-18 17:32:51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文化从先秦时期到如今,一直在规范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什么要有礼呢?儒家说,礼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荀子则进一步说,礼不但要守,而且大有好处,因为它可以“养欲”。

荀子说,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去争斗,争到最后没有节制,一发不可收拾,与其这样争得竭泽而渔,不如把欲望“养着”,用礼规定你的名分,分配给你相应的资源,这样既不会把资源用光,又能满足你的欲望,“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因此,礼既是一种节制,也是一种给予,君臣之间亦如此。

1.礼:君主专制加强的写照

自先秦至清,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礼的天平总体趋向于节制臣而给予君。先秦时期,君臣间尊卑之别尚不明显,臣对君行礼的同时,君也需对臣行礼。

据《周礼·夏官》记载,周王与自己的直属部下朝议时,无论对谁都要行揖礼,而且是对他们一一行礼,而大臣们却轻松很多,只需向周王行一次礼便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

秦始皇时期,君臣之礼发生了变化。此时君王已经有了“皇帝”的称谓,为了强调自己的威严,过去有损君威的礼仪被削减。

汉朝时,君对臣一一作揖的礼仪干脆变为“兴”,即皇帝起立,作为对群臣叩拜的还礼,相比于周天子对部下的行礼。

这种礼尚往来已然极不尊敬了。不过秦汉时期,君对臣依然是礼敬的,如处理政务时,皇帝与三公仍可坐在朝堂之中共同议事,对于明清跪拜君主、几近被奴化的臣子而言,竟是可望而不可即。

而夹在其中的唐朝,就像臣子到奴才之间的过渡,这个时期,臣子们从礼中既能明确感受到自己与皇帝之间明确而森严的等级划分,又能感受到皇帝对自己的重视与尊敬,也就是说当时的君臣关系,节制与给予明显共存。

2.礼:对臣子的节制

礼的本质,是别尊卑,定上下。当时的人笃信天命,将礼法与天命相结合,以天象征天、父、夫,以地象征臣、子、妇,规范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这种等级制度在唐初对功臣的封赏上有所体现。为了表彰开国功臣,李唐建立了一系列犒赏体系,如赐铁券、赐爵、赐食地等,给群臣以优待。不过异姓功臣功劳再大,最高也只能封郡王,而实际上,外姓功臣与“王”无缘,只能被分封为国公。

如此有名的卫国公李靖。不仅如此,自汉武以后,但凡分封爵位,往往没有实权,只能享有此地的经济利益,唐朝也不例外。

有趣的是,唐太宗曾下诏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却遭诸位功臣婉言拒绝,长孙无忌更是劝太宗不要分封,力陈割地分封的种种弊端。

此时太宗并未收回成命,后经于志宁再次上书劝谏,反而同意了,可以猜测当时太宗下诏并非真心,只是对群臣的一种试探,收到群臣的态度后便借坡下驴,打消功臣割土封疆的想法。因此在本质上,当时的君臣关系依旧是主次分明,尊卑之别不容侵犯。

3.礼:对臣子的给予

另一方面,唐朝的礼法又有其开明之处,甚至尤为开放。如当时太宗之女下嫁给宰相王珪的儿子时,按照常理,公主乃皇家之女,即便下嫁,也是挟皇家威严而至,舅姑应以皇家之礼拜见,不料公主却没摆架子,依《贞观礼》所载行拜见舅姑之礼。

令王珪受宠若惊,十分感动。而在朝堂之上,群臣更是可以坐谈天下,较少因惧怕皇帝之威而不敢发言,这是纵观整个历史,也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这说明当时的君臣关系虽有主次之别,相互却和谐融洽,契若金兰,体现了君臣共治的特点。

而事实确是如此,据当时记载,太宗时期臣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太宗进谏的有30余人,其中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约十万言,朝堂之上经常看到臣子跟皇帝据理力争的画面。

在当时臣子的观念中,君不是凌驾于一切之上、可以为所欲为的存在,臣子尽心辅佐其是有条件的,贞观时褚遂良就说:“居上能礼其臣,臣始能尽力以奉其上。”

君主尊重臣子,礼贤下士,臣子方能明君臣之义,竭诚事君,因此在当时君臣关系中,虽有等级上的不平等,在人格和政治上却是对等的,这种身份上的对等保证了臣子忠君不贰的积极性,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

君臣共治之源

那么当时的唐朝君臣为何会有如此和谐融洽的氛围呢?

1.唐初统治集团内部构成复杂

当时的唐朝,有陇西贵族、山东高姓、寒门士族等几大利益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唐高祖朝臣、秦王旧部、降服臣工等不同身份,降服臣工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成分。这就要求太宗有高明的手段和开阔的心胸,来制衡这几类不同的群体,同时在礼仪上。

需要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忠孝节义的观念,一方面对这些群体进行节制,另一方面则给他们对等的待遇,礼贤下士,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而使君臣同心同德,实现君臣共治。

2.唐初的外部环境危机暗伏

最典型的是突厥,李世民刚登基不久,突厥的颉利可汗携二十万大军直逼长安,逼得李世民不得不机关算尽,才勉强与突厥签订城下之盟。当时李唐刚统一中原地区不久,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政府的诏令中云“户口较隋时百不存一”,贞观十三年。

据王育民《历史时期人口的发展》统计,全国户数才有“三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一户”,北方的突厥,南部的吐蕃,西侧的西域,东边的高丽,都是摆在初唐面前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君主若不团结臣子,携手面对紧张困难的局势,唐王朝便难以为继。

3.唐初统治者对身份认同有特殊需求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建国之初,都要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比如你凭什么取代前朝,成为新一代的统治者呢?这几乎是每个开国时期的皇帝都要解释的事情。

所谓合法性,不是看你合的是哪一条法律条文,而是看你是否更接近那个正确的统治理念,如唐朝解释隋亡的说法就是,隋主不能任用贤臣共治天下,单凭一己之力独断专行,以致国灭。

而李唐在合法性上就有天然的劣势,李渊入主中原之前曾在夷狄之地待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出身上不易被主流士人所认可,加之受胡人之风影响,统治者们对待儒家文化是一种较为随性的态度,就与士人所崇信的儒家正统不合,这在政治上就容易陷入被动。

需要在政治和礼仪上,对臣子做出一定的妥协和拉拢。李世民便是其中的典型,其得位来自弑兄逼父,在政治上极易惹人非议,于是在政治上处处效法往圣明君,以彰显自己明君之采。

4.统治者政治上的开明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太宗怀念魏征的话,正是太宗政治开明的写照。无论内部和外部形势如何,统治者处于什么样的身份背景,没有政治上的开明,要达到君臣共治的理想状态都是行不通的。

太宗在政治上,为君臣共治创造了大量的有利条件,太宗发布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充分让谏官能够参预政事,扩大谏官对朝政的参与范围;贞观时期朝议,经常“八座议事”,共议礼乐制度及政事。

而在纳谏上,更是虚怀若谷,张玄素毫不客气地指出太宗想多修宫殿,是亡国之君的举动,离桀纣也不远了,太宗初时虽然生气,却也耐下性子,听从了张玄素的指正。太宗这些开明之举,寻常君主轻易是达不到的。

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在君臣的世界,是为了别尊卑,定君臣,从这个意义上讲,礼是古代君主驾驭臣下,强化等级秩序的工具,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不过礼在节制臣下的同时,也给予了臣下相当的地位与尊名,这在还处于由臣向奴过渡的唐朝。

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此开放的局面是多种因素共同造就的结果,其中既有不得已的现实考虑,也有君王本身的开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各种条件,因此不能发展成一股激荡后世的潮流,在后世的封建王朝中已越来越少见,甚至被明清臣子所羡慕。

一国之兴衰,不能寄托于一时一地的偶然因素,唐太宗越开明,越显示出封建君主制度下国家兴衰对君主的依赖性,相较于着眼长远的当代民主制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地泛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