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会忽然形成动摇盛世根基的安史之乱

时间:2021-01-20 17:06:46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唐高宗显庆时为安息州,任安国王为刺史。其王别顿之遗孀可敦在7世纪下半叶曾多次领兵抗击大食入侵,其子安国王笃萨波提一度被篡位,709和710年,由大食埃米尔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重立笃萨波提为王。但719年(开元七年)笃萨波提却向唐朝上表乞师以抗大食,后被大食人所杀,其子屈底波也曾遣使来唐,751年为大食人所杀。

石国在658年(显庆三年)唐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713、714年遭到大食国侵入。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721年(开元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求唐朝讨伐大食。739年(开元廿七年)莫贺咄吐屯相助唐朝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受封为顺义王。740年,大食埃米尔纳斯尔再次入侵。753年唐朝封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石国至762年(宝应元年)尚遣使朝贡于唐。

另外,火寻也曾在751年遣使请击大食。

世事的演变显然不是某一方可以完全掌控,隋末唐初,这些九姓胡人大多受突厥政权统治,唐朝打败突厥迫使臣服后,以突厥和康国为主要首领互相羁縻,然后隶属唐朝设立的安西都护府。但是,突厥诸部一直反复,唐朝在平定他们的同时还把不少西域胡人迁入内地安置。结果,原本颇有历史传统的“移民”策略,在国际外部形势和唐朝内部问题上统统留下了安全隐患。

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塞外单于大都护府管内突厥降户反叛,北方大乱。为防突厥胁迫勾结灵州境内粟特人反叛,在灵州境内置鲁、丽、塞、含、依、契6个羁縻州(史称“六胡州”),授予九姓各部族首领相应官职。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在灵州辖境置兰池都督府(治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内),分置六胡州为县。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六胡州居民因“苦于赋役”,以康待宾为首,康、安、何、石等众多九姓胡人聚众为乱,攻陷六胡州。当年,康待宾被俘,送京斩杀。次年,康氏家族的康愿子重新起事,唐朝再次平息反乱之后,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同年,强制迁徙六胡州叛众5万余口于中原腹地,“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开元十八年(730年),又将已迁到中原的胡户回迁灵州旧地,复置匡、长二州。可以看出,唐朝前期九姓胡人内迁的数量至少在5-8万人之间,这绝非一个小数目。而且,在这次六胡州之乱后,第二波九姓胡人引发的大乱就是天宝末年划时代的“安史之乱”。不仅如此,从贞观年间开始,在六胡州中间,还安插了另一个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党项,随着安史之乱平定,驱散了各地昭武诸胡,党项便借助拥戴李唐王朝而占据灵州、夏州之地,成为后来显赫一时的西夏王朝发家资本,党项拓跋家族受到册封,也就是李彝兴、李继迁、李德明和李元昊他们一家人姓李的原因。

对于唐朝来说,六胡州位于灵州和夏州之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些从西域迁入中原的昭武诸胡并非一朝一夕,照理也并非一定会是祸患;同样,六胡州也不一定就是未来李唐王朝大乱的根源。但是,历史又确实是在某个时候种下了因,方才在另一个时候结出果。若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从碎叶一路往东,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等地已经都有昭武九姓的聚落。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多人。显然,在漫长的时代里,他们已经在整个西北地区遍布,而且随着李唐王朝的民族迁移政策,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数万到十数万多的庞大数量完全深入中原腹地。

可能乍一看觉得夸张,为什么唐朝会忽然形成动摇盛世根基的安史之乱?又为什么它可以成为这样的分水岭?绝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安史之乱和怛罗斯之战是一次连锁反应,也就是国际形势和内部问题相继发生,跟着吐蕃、南诏、回纥与内部藩镇完全将李唐王朝的盛世之梦击得粉碎,而噩梦发生的“肇事者”就是来自西域的昭武九姓胡人。尽管他们过去恰恰还体现出唐朝上下对外来文化非常热衷与接纳的“天朝胸襟”标志,是不是显得有一些讽刺?当然,开放并不是罪过,但唐朝却没有处理好开放可能会带来的后果,是否对照今时今日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呢?

唐朝时期的外来文化影响绝非是看看贵族的坟墓壁画,宫廷用品和传世图画就能有感受,这些都是达官显宦和宫廷妇孺的影子,唐朝民间的真实情况如何?多数人还是难以探究真相,但要说反映世俗风情的面貌却不是没有线索。

很多人都知道著名的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讲述中原南方洞庭湖畔一个颇有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说在唐高宗时期,书生柳毅参加科举失败,返乡途中遇到龙女在路边哭泣,诉说婚姻不幸,柳毅动了侠义心肠帮助龙女去寻求她的父亲龙王。柳毅来到洞庭湖找龙王,护卫说到龙王去听火经,这是故事里的一个小细节,但恰恰说明了一种民俗现象,就是昭武诸胡带来的火祆教影响深入中原的证据。并不是笔者在此故弄玄虚,这一细节是著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最早揭示出来的,文化和种族之间的关联在陈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中是一个核心问题。

唐朝对于各族的处置,一直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归根结蒂是站在中原立场,这一点是要命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起初,他们并不愿意深入中亚,一是有过于遥远的原因,二是在于他们第一对手并非遥远的大食国,在初步解决突厥外,昆仑山以南的吐蕃一直威胁着边疆。尽管都知道文成公主和亲与吐蕃有过一段安宁,吐蕃承诺给面子不会骚扰中原腹地,但对西域是念念不忘的。

随着归属唐朝的西突厥弥射、步真可汗相继死去,西突厥“十姓无主,附于吐蕃”,吐蕃政权趁唐朝对西域管辖的松弛,积极开拓,从贞观十二年(638)至龙朔三年(663),吐蕃不断进攻甘青一带的吐谷浑,最后吐谷浑王诺曷钵率余部迁于河西。吐蕃择其王室余裔立为可汗,于公元689年嫁以墀邦公主,建立了两族王室间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