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强大的“文化输出”。

时间:2019-04-29 17:38:17 来源:互联网 热度: 作者: 佚名

唐朝最强大的“文化输出”

唐帝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从邻近国家向外扩展,远达中亚、南亚、阿拉伯、甚至非洲。对邻国的影响十分深刻,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东南的越南等国,在当时几乎完全按照唐的“模子”塑造国家,成为小一号的“唐朝翻版”,这种状况被史学界称为“中华文化圈”。

唐代文化传播最大宗的“产品”是制度,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等国几乎是全盘复制唐朝,包括官制、科举、户籍、税收、文教、都城建制等基本制度,这其中就有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同样成为“东亚标配”的还有唐代的法律制度——律令制,“律”约相当于刑法,“令”约相当于行政法规。如今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常以日本律法文本作为依据来研究唐律,足见当时日本法律对唐制度模仿痕迹之深。

唐王朝,尤其是两座都城——长安和洛阳,都是当时的世界人才、学术交流中心。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留学生入唐学习,培养了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姜公辅、崔致远等为数不少的“中国通”级别人才,有些直接进入唐的官僚系统,有些归国传播所学的知识文化。

唐代同样是“流行文化”的塑造者,真可谓把“民族的”变成了“世界的”。唐朝的诗赋、围棋、音乐、书法、绘画风格、服饰文化、茶文化,都能成功引领风尚。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新罗影响极大,一时成为半岛“偶像”,甚至还出现专门模仿其诗歌风格的“效乐天体”(白居易字乐天)。

唐代的文化传播能力之强,还表现在其对外传播的不仅有本土文化,一些本是外来的文化类型,竟然转而以唐作为传播中心。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佛教。佛教本源于古代印度,即便在唐代,印度也仍然是佛教的基地和学术中心,玄奘等唐代僧人西行取经即是明证。但风靡整个亚洲的佛教,却是由唐王朝发起传播的,而且传播的是已经完全中国本土化的禅宗等佛教流派。

而唐代文化能成功传播海外,要归功于国内文化的梳理和规范。隋代重新奠定大一统格局之后,唐王朝真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梳理,从典章制度到琴棋书画,唐代对文化的顶层设计覆盖面极其广泛。这种梳理并非一味地追求“本源”,而是与当时时代的需求相适应。古代虽然不像如今那样日新月异,但终有时代的差别,更不用说唐代正处于社会、经济环境重大变革的时期。将几百、上千年前“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直接搬来,未必适应当时的需求,更未必得到受众的欢迎——国内都不买账,遑论被国外接受。

“中国模式”的制度

唐代的制度设计便是既有继承,更有发展,将前朝南北方政权制度特点、及隋朝的制度,根据时代的需求整合起来,在初唐至盛唐形成了一套包含三省六部官制、科举选拔制、律令法制、租庸调税制等核心制度的规整体系。纵观整个中国制度史,盛唐之制也堪称最为整齐、清晰,也最容易学习、传播的制度体系。这样的“中国模式”,对自然、社会环境相似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来说,怎能不炙手可热?

儒学

儒学在唐代也重新获得了整理和统一。早在唐太宗时,国家就以颜师古(著有《颜氏家训》的颜之推之孙)、孔颖达(孔子嫡孙)等大儒主持重新编、注儒家传统经典,在贞观十四年(640)年完成《五经正义》的撰写。从此官方太学传授的是这套儒学,留学生来华学习的也是这套儒学,这就由顶层规范了儒学的“正宗”。

佛教

在南北朝的割据环境中,不同宗教、民间信仰争相抢夺生存发展空间,宗派林立,随着唐代的积极梳理,各种宗教文化这才有了明确的“官方版本”。以佛教为例,由“初祖”达摩在嵩山少林寺创立的中国禅宗,发展到“六祖”时,已经是南北宗分立,两派各尊自己的六祖、七祖,连传承谱系都出现了混乱。唐代由官方角度终结了禅宗的南北之争,确立南宗为正统,甚至有人认为这才是“中国佛教”真正的创始。

对外“一视同仁”的政策

安史之乱前的唐王朝,对外政策上全面呈现出平等、开放的态势,抛开了此前中国“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芥蒂,诚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那样:“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即使是通过武力征讨的突厥、高句丽,在战后唐朝都并未施以高压,而是以和平和自主的原则与其展开正常的交往。唐代这种政策,也换来了极高的国际认可度,唐太宗被周边国家称为“天可汗”,心悦诚服地将他当作共同的君主看待。而唐王朝在用人方面是真正的不拘一格、“不辨华夷”:外国来华学习的留学生,可以参加唐的科举并同唐人一样入朝为官,甚至唐帝国一些文武要职竟是由“外国人”出任。唐玄宗时期的两位大将,一位是日后“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出任唐三镇节度使,统兵近20万,另一位是战功卓著、曾被封尚书左仆射(宰相之一)的哥舒翰,他们在天宝十一年曾有一次对话。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这里所谓“胡”,是指西域中亚的粟特)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唐将”,居然都不是汉人!唐代的开放、包容程度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对外的文化交流有来有往、兼收并蓄,形成互动的格局。所以当时不仅是唐代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外来文化也在广泛地塑造着唐帝国的面貌。唐代有大量外来移民交流甚至定居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他们的文化悄然发生着影响。

社会的诸多风尚都可以看到外来文化的元素,如服饰、音乐等,唐代最著名的乐曲《霓裳羽衣舞》就是“胡乐”;另外像医学、数算、天文等知识技术领域,唐代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来自印度的“天竺三家”——迦叶氏、瞿昙氏、拘摩罗以及波斯景教徒李素等,都曾任职于唐的天文机构,并参与甚至主导过国家的天文历法编纂。

外来的宗教——来自波斯的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来自东罗马的景教,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都在唐扎住了脚跟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唐朝官方还专门设立机构对它们进行管理和保护,更在市坊之中为其提供活动场所。

太学教育

唐代除去制度以外,文化上最大的招牌产品就是太学教育。唐代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经过官方梳理的儒学经典作为标准教材使用。公元682年新罗直接用“拿来主义”,在国内仿照唐朝建立国学,教授的也是整理过的儒家经典;东北的渤海国,设置“胄子监”,同样是搬照唐的教育机构。

外国赴唐的留学生,也是进入国子监学习,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留学机制:留学生赴唐之前,须提出官方申请,获准后才可入境,通常留学生是随本国“遣唐使”进入唐境;留学生由唐的官方机构鸿胪寺负责接收管理,他们在国子监中,与中国学生一同进修;留学生在唐留居有时间限定,以九年为期,但根据实际情况也时有延期的特殊处理;留学生归国也需要其本国向唐朝提出申请,表明归国人数、姓名等项,获得唐朝准许才可成行。这套完备的“留学教育产品”,又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学子前来留学,学成归国的各国留学生,就成为了唐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者。

唐诗能够成为时代标签和国际风尚,绝非巧合。唐代根据当时贵族式微、知识普及的时代特征,在科举进士科考试中“以诗赋取士”;而进士科在科举诸科中,又具有非凡的地位,非其他科目可比——“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这样一来,作诗成为当时的“全民运动”就不足为奇了。通过诗赋取士,唐朝也形成了“半官方”的“诗坛”,诗作好坏、诗人贤愚,需要经由诗坛的认可,想要浑水摸鱼或者“自立为王”,大体是行不通的。

围棋、书画的流行,也得益于官方的引导。唐代在中央设置有翰林院这一机构,设有“翰林待诏”官职,其中就专门有书、画、棋、医术、阴阳五行、僧道、天文等“待诏”类型。这些“待诏”,都是相应文化领域的专门人才,以其专业谋生。如“棋待诏”就几乎集中了全国最顶尖的“职业”围棋高手,真有“高手在民间”,也需要与其交手才能被认可。这不仅掀起了全国的围棋热潮,更让这一文化领域真正的“大师”获得官方的检验和承认,在国际交往中作为国家的文化招牌发挥影响。